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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解析余华先生小说的凋谢意象,由什么人说了算

浏览次数:101 时间:2019-09-24

图片 1阿来,藏族,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摘要:在当代先锋小说作家中,余华是最具有颠覆性的一位。他的小说不仅在结构,语言和叙述上取得非凡成就,而且在对死亡意象的建构上表现出巨大的创造性,为文学界评论界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思考方向。有评论家指出:“余华的世界是封闭的,是死亡不断播撒,往返撞击的同心圆。”[1]本篇论文便是以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为切入口,综合分析一下他小说中的死亡类型,进而探究一下余华热衷创作死亡意象的根源,并结合他的创作经历挖掘一下诸多死亡意象背后的隐喻价值。

NO1.

文学让我懂得,即便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

  关键词:死亡意象  根源成因  隐喻内涵

修行“修”的是什么?

对我来说,文学不是一个职业,一种兴趣爱好。文学对我而言,具有更为深广的意义:她是我自我教育,自我提升的途径;是我从自我狭小的经验通往广大世界的,进而融入大千世界的唯一方式。我生长于荒僻的乡村,上过学,但都是最不正规的那一种。上小学和初中是在文革中间,上师范是1978到1980年。大家知道,那时的学校应该没有给学生提供什么好的世界观———甚至可以说,那种教育一直在教我们用一种扭曲的眼光来看待世界与人生,让我带着这种不正确的世界观走入了生活。好在这时,我遭逢了文学。那些尘封在图书馆中的伟大的经典重见天日,而在书店里,隔三岔五,会有一两本好书出现。那个时候,我并没有想过要当一个作家。我只是贪婪地阅读,觉得这种阅读是一种很好的自我教育。在书的背后,站立着一个个的巨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站在台灯的暗影里,指引我,教导我。我把自己交给文学。让文学来教育我,提升我。

         Born   to  Die ,  Rise  Agaign

我们所说的修行,“修”的是行为,但首先就要修心。我们的写作,也应该传达这样的一种精神。文字是精神的载体,是灵魂的载体,毫无精神、远离灵魂的文字,没有任何意义。以一种负面的价值观、世界观来污染整个世界的文学,或是让世界变得越加污浊不堪的文学,它还不如不存在呢。当然,这只是我的文学标准。但我觉得,它或许能为别人提供一点点启发,引起他们的一点点思考。

在我的经验中,大多数人都在为生存而挣扎,而争斗,但文学让我懂得,人生不止是这些内容,即便最为卑微的人,也有着自己的精神向往。而精神向往,是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能让自己温暖,也让旁人感到安全与温馨的念想,让她像一朵花结为蓓蕾,悄然开放,然后,把众多的种子撒播在那些荒芜的土地之上。

            Dong  yajun

人类一直在思考什么?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无论是家世、阶层、文化、种族、国家这些种种分别,只是方便人与人互相辨识,而不应当是树立在人际之间不可逾越的界限。当这些界限不止标注于地图,更是横亘在人心之中时,文学所要做的,是寻求人所以为人的共同特性,是跨越这些界限,消除不同人群之间的误解、歧视与仇恨。文学所使用的武器是关怀、理解、尊重与同情。文学的教育让我不再因为出身而自感卑贱,也不再让我因为身上的文化因子,以热爱的名义陷于褊狭。

Abstract: In the contemporary vanguard novel writers, Yu Hua is one of the most disruptive. His novels not only in the structure, th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of language and narrative, and shows great original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mage of death, to provide the direction of thinking a lot of valuable for comments on the literary circles. Some critics have pointed out that: "Yu Hua's world is closed, death is constantly spreading, and concentric impact." [1]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image of death in Yu Hua's novels as the entry point,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death in his novels, and then explore the keen Yu Hua created images of death causes, combined with his creative experience dig the value of metaphor behind many of the death image.

其实,人类一直在思考。思考什么呢?思考着如何才能永恒,如何才能快乐。人类从很早的时候,就开始了这种叩问和追寻。整个人类社会,整个人类文明,就是因为这种最原始的思想驱动力,才走到今天的。但人类始终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有的人认为自己找到了,其实没找到,有的人确实找到了,有的人一直都在寻找,有的人却在寻觅的过程中放弃了。这种不同的命运,由谁决定呢?它由每个人自己的心灵决定,而不是某个神秘的存在。我们每一个当下的选择,决定了我们每一个当下的行为。那每一个当下的行为,就会构成我们的命运。你可以否认许许多多的观点,但你无法否认这个事实,正如你无法否认世界是变化的这一事实。

文学的教育使我懂得,自己的写作,首先是巩固自己的内心,不是试图去教育他人。文学是潜移默化的感染,用自己的内心的坚定去感染,而不是用一些漂亮的说辞。

Keywords:image of death; the root cause;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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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受的是以粗暴,以强力,以仇恨为美的教育。我自己也曾用这样的眼光来打量这个世界。是文学让我走出这个内心的牢狱,让我能够发现并欣赏这个世界上的美。在美还不普遍的时代,我心怀着对美更高的憧憬。

                     一、引言

怎么辨别好书?

我感谢文学让我成为一个作家,改变了我的命运。更重要的是,是文学关于人类普遍命运的教育,关于增添人性光辉的教育,关于给这个世界增加更多美好的教育,关于一个人应该有丰沛而健康情感的教育,把我这样一个生长于蒙昧而严酷环境中,因而缺乏对人生与世界正确情怀的人,变成了一个大致正常的人。我相信,通过文学这个途径,我将吸取到更多的人类的精神成果,相信通过这样的学习与吸收,自己将变得更加正常,更加进取,更加健康。

在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浪潮中,余华是最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之一。从一九八三年在《西湖》杂志上发表第一篇小说《第一宿舍》,至二零一三年最新长篇小说《第七天》出版,余华已走过三十年的文学创作生涯。此三十年,也恰是中国当代文学在新时期以来风起云涌的历史阶段。在这一阶段,余华以他前瞻性的写作风格,始终处在在文学前沿的“先锋”位置,带动了中国当代小说的新进展。无论是早期的先锋创作还是风格转向后的写实创作,余华的小说作品,给读者的感受常常是冷酷的,无情的,他本人也常常被戏谑是“血管里流淌的是冰渣子”。的确,死亡现象是余华小说里的“典型风景”。也只是因为典型,余华笔下的“死亡”已不再是一种直接简单的与生存相对的现象,而成为一种复杂多义的意象。

NO2.

二、关于意象和死亡意象

分辨好书和毒药

(一)意象

如果你懂得做出正确的选择,学会汲取营养,拒绝糟粕和污染,那么你的人生必然要精彩得多。至于选择的标准,我在某次网络访谈中说过,分辨好书和毒药,就看它是让你清凉、明白、慈悲、快乐,还是增加了你的贪婪、愚昧、仇恨。在你分辨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时,也可以套用这个标准,其中的秘诀就是,你要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当中,非常清醒地观察自己的内心,不要在欲望的驱使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放纵和欺骗自己。

“意象”一词在中国的起源很早,《周易》中已有“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之说。“意象”在中国文论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古人以为意是内在的抽象的心意,象是外在的具体的物象,意源于内心并借助于象来表达,象其实是意的寄托物。“意象”一词连用,简单地说,就是“寓意于象”意指用来寄托主观情思的客观物象,是以景寓情,情景交融的一种艺术处理。在西方文化里,“意象”最早出现在意象派对诗歌的研究中。意象派代表庞德对其作出如下解释:“意象是这样一种东西,它表现的是一刹那间理智和情感的复合体。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只是一个思想,它是一团或一堆相交融的思想,最具活力。”[2]通过上述介绍,我们可以引用贾怀鹏教授在《论意象的两大特征:滑移性与切身性》中谈到的意象概念来全面认识意象——意象,最宽泛的定义是当主体接触到某事物时所想起的或感受到的观念、感觉、事情等等。[3]

——《文心》节选

(二)死亡意象

作者:雪漠

谈及死亡,中国古代先贤孔子曾说:“未知生,焉知死”。西方精神分析学家弗洛伊德认为:人有两种本能,一种是生的本能,一种是死的本能。前者是建设性的,后者是破坏性的。这两种本能虽然作用相反,但却同时并存,此涨则彼消,此消则彼涨。可以说,在人类的文化视野下,“死亡”绝不仅仅只是生命现象的终结,而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和意蕴。结合上述的“意象”分析,我们认为“死亡意象”是一种融合了作者主观感受的客观死亡现象,由于作者主观感受和意识的参与,从而使得文学作品中的“死亡”描写不再是对死亡本身的一种描述,更负载了作者对于现实与生命意义的主观情思。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死亡意象频繁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学小说领域,运用“死亡意象”的作家更是不计其数,但贯穿于创作始终,甚至痴迷于“死亡意象”的典型作家,当属余华。作为先锋文学家的余华,在三十年的文学创作中,用几乎接近零度的情感创作出形形色色的死亡意象,下面我们将从“死亡意象”的类型角度开始探析余华的小说作品。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三、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象”的类型

陈晓明说:“余华小说中的那些人物总是被注定走向阴谋,走向劫难,走向死亡,这种铁的必然性决定的命运,使得余华的叙事总是极端蛮横而武断。这个大前提在余华的写作中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因此他的人物就可以放心地去干那些自取灭亡的各种怪诞事件。”[4]的确,“死亡意象”充斥弥漫着余华的小说作品。纵观余华作品,我们发现余华早期的作品中通过对暴力血腥的详细描述,淋漓尽致地展示着死亡。余华小说转型后,又继续以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方式呈现建构着死亡意象。总之,在他的小说作品中,“死亡意象”无处不在。用他自己的话说,就像所有人最终都无法回避死亡一样,他的作品无法回避对死亡的描述。概括来看,我们将他小说作品中的死亡分为两大类:外在的身体死亡和内在的精神死亡。

(一)外在的身体死亡

余华的先锋小说中,关于外在身体死亡的叙述很典型。小说《现实一种》便是一曲叙述死亡的悲歌。在这部小说中,除老太太无疾而终之外,余华又演绎了两对兄弟相互残杀的死亡过程。山岗四岁的儿子出于好奇和无知,将襁褓中哭闹的堂弟摔死。山峰一脚踢死了自己的侄子皮皮,紧接着又被山岗折磨致死,最终山岗也因故意杀人罪被处以极刑。小说中最精彩的场景几乎都是亲人之间残忍的复仇杀人过程。小说的悲剧性就在于故事中的他们还没充分体验到复仇后的快意,却又要面临自己死亡命运的无情宣判。余华在这部小说中让非理性的荒诞事实疯狂扩张,既揭示出现实的冷漠,又隐喻了人性和命运的双重劫难。小说《活着》中,无处不在的死亡好像一场狂欢盛宴。福贵的妻子家珍病死,儿子有庆因献血丧命,女儿家珍生孩子大出血而死,女婿在搬运水泥板过程中被活活夹死,幼小可爱的外孙被豆子撑死……最后,只剩下福贵自己和一头垂暮之年的老牛相依为命,互相陪伴。小说《活着》中,命运背后的死亡之手如影随形,出其不意的出现在人们的现实生活中。福贵的亲人被死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残酷地夺走了鲜活的生命,但每一次亲人的死亡都使他变得格外坚强吗,不断激发他对活着本身的希望。所以从一定程度上说,外在的身体死亡并不可怕,最令人绝望无助的却是内在精神的死亡。作为先锋作家的余华深究此理,于是在他的小说世界里,除了一系列的身体死亡意象外,还构建了许多内在的精神死亡意象。

(二)内在的精神死亡

小说《一九八六年》是一部典型的文革荒诞小说。小说讲述了一位历史老师在文革慌乱背景下的不幸遭遇。这位历史老师的妻子通过改嫁保护了自己及心爱的女儿。而他本人却仍流连在痛苦历史的回忆中,反复咀嚼着生活的创伤和苦痛。面对突如其来的生活劫难,不仅使这位历史老师曾经美好的家庭惨遭解体妻离子散,更可怕的是一家人从此在精神世界领域的分崩离析。作品的结尾,历史老师以一个干净疯子的姿态从母女俩身旁擦肩而过,母女俩的神态却表现出仿佛他们从来都不曾认识。

在小说《古典爱情》中,余华以白话小说的写作方式讲述了一部关于古典爱情的慷慨悲歌,并从中揭示了现实人类生存的又一精神困境。从这部小说中,情义与生死的矛盾再次出现了残酷的交集。故事的开端,主人公柳生在其赶考的路上遇到美丽动人的小姐惠,继而与她相知相爱。柳生因考取功名利禄与小姐惠分离,没想到多年后再次相见确是在残酷恐怖的“菜人饭店”。在人吃人的场面中,小姐惠也被置于刀俎上受到“菜人”的宰割,柳生为了结束小姐惠的痛苦,只好用自己的刀杀死了她。之后小说的故事情节如同聊斋故事般扑朔迷离。在这部小说中,余华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不仅让柳生和小姐惠的爱情悲剧发生在现实生活中,更让他们的缘分在冥界交汇相遇后再次终结,残酷无情地打消了生死两界的所有希望。余华以彻彻底底毫无悬念的毁灭来消解现实人生的希望与温情,将人性至于无限的绝对的孤独悲惨境地之中,进而突显出现代人生存的悲哀和生活的绝对虚无。

身体死亡是个体生命状态走向结束的不争事实,但一定意义上肉体生命的消逝并不是对人生价值的最终否定。正如黑格尔曾说:“死亡是个体的完成,是个体作为个体所能为共体进行的最高劳动。”[5]我国古代的《道德经》中也有关于“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的论述。已经去世的人,虽然他的个体生命结束了,但是他的精神遗产却继续影响着生者的生活。并且这种影响已突破了自然生死的界限,上升到内在的精神高度,物质的生命消失了,精神的生命却不死。在这样的死亡面前,活着甚至比死亡更有意义。但是精神方面的死亡比肉体上的死亡更让人丧失了活着的价值,感受到命运卑微的绝望和无奈。

四、死亡意象的根源探究

余华大量的作品刻意的描述着死亡场面和经历,甚至叙述者自我的感受,细致而又冷漠,极大地冲击了中国读者的文学审美习惯。但是面对余华这样一个内心丰富深刻的作家,我们或许更有必要探究一下他热衷“死亡意象”的根源和成因。谢有顺曾说:“大凡深度参与了当代文学之演变的作家,他的身上一定有着个人内心印痕和时代经验相交织的奇异景象。即便是在他们虚构作品的内部,同样也传递着作家的灵魂消息,只要有发现的眼光,一切都昭然若揭。”[6]结合余华的人生轨迹和创作经历,本人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

(一)童年经历的影响

弗洛伊德以后,再也没有人怀疑童年经历对一个人成长的重大影响了。中国有句俗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虽然有点夸张,却也道出了童年印记对人生的决定意义。余华在与他的评传作者洪治纲先生的一次交谈中坦言:“童年是人一生的基础,是人与世界关系形成的最初阶段。我们对世界最初的认识都是来自童年,而我们今后对世界的感受,对世界的想象力,无非是像电脑中的软件升级一样,其基础是不变的。我们不断地去升级,但每次升级都会受到它的基础的限制,不会脱离那个基础。作家和童年的关系,其实就是这样。”[7]余华出生于一九六零年,一九七六年十七岁,在文革中度过了完整的童年和少年时期。一定程度上说,他是在文革的废墟里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余华作为一个懵懵懂懂的少年者形象亲眼目击了文革过程中鲜血淋漓的暴力,亲身经历了无处不在的恐慌与混乱。

童年往事深植于记忆的底层,一旦在多年后找到了写作的宣泄途径,那些奇特的细节便使余华在叙述死亡时保持着惊人的冷静。在文革的大环境和医院的小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余华,我们清晰地看出关于死亡的记忆已经内化在余华的内心记忆深处,成为一种精神本能。由于这种本能带有某种潜意识和无意识的成分,于是在余华的小说创作中才会不由自主地以意象的形式表现出来。

(二)家庭与职业影响

余华的父母都是医生,除上学外,他的整个童年生活几乎都是在海盐县人民医院孤独度过的。作为外科医生的父母,平日里面对的便是各种病人的病与死。专业的医学生活,理性从容的职业心态使他们对一向讳莫如深的死亡现象习以为常。相应的,这样的家庭环境氛围必然会潜移默化地影响童年的余华。正如余华曾经回忆说:“那时候,我一放学便是去医院,当时我父亲给我最突出的印象,就是他从手术室里出来时的模样,他的胸前是斑斑的血迹,口罩挂在耳朵上,边走过来边脱下沾满鲜血的手术手套。”[8]于是在最初的生活体验里耳濡目染地接受了这种心理环境,渐渐地明白了一些生与死的道理。

1978年余华高考失败后,在父亲的帮助下顺利进入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开始了他的牙医职业生涯。在长达五年的拔牙经历中,余华不仅天天目睹那种血腥的场景,还要不断地处理各种手术过程。在回忆这段牙医生活时,余华感到十分落寞:“我实在不喜欢牙医工作,每天八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9]虽然余华对这份工作不喜欢,但是作为他结束校园生活,步入社会体验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无疑会对今后的生活观念和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余华后来也坦言:“我觉得拔牙这个工作对我写小说的影响很大,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长大的,而且当了牙医以后,我还曾经去继续那个血淋淋的事业。”[10]的确,这种日复一日的血淋淋的人生体验,犹如一个潘多拉魔盒,一直潜移默化地埋藏在余华的记忆之中,甚至无形之中内化在他的潜意识里,不知不觉地影响着他的先锋文学创作。

(三)文学阅读经历与创作需要

“阅读是如此的温暖”,童年时期的余华意外地迷恋上了文学,在今后的成长过程中都一直保持着对阅读的浓厚兴趣。在余华对于往事的回忆里,我们不难看出当时的文化背景和阅读资源对他人生理想和创作经历的影响。就像余华所说:“阅读对我的写作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余华漫长丰富的阅读历程中,外国文学作家中对其后来的文学创作影响最大的当属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卡夫卡充斥着死亡的气息,他等待着死亡,就如等待着一位面容不详的情人,或者说是等待着黑夜的到来。”[11]通过阅读他们的文学小说,余华从中得到关于生死的最初认识:生在死之后出现,花朵生长在溃烂的伤口上。谈到他们如何影响自己的创作时,余华有过这样一段论述:“至今为止,我还是认为川端康成和卡夫卡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两位作家。当川端康成教会了我如何写作,然后有窒息了我的才华时,卡夫卡出现了,卡夫卡是一个解放者,他解放了我的写作。”[12]在《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中,余华进一步谈到:“卡夫卡的力量仿佛匕首插入身体,慢慢涌出的鲜血是为了证实插入行为的可靠,如同匕首插入后鲜血的回流。”[13]认真研读余华笔下的死亡意象,我们明显的看出,无论是西方作家卡夫卡对生存意义的执着追求,还是东方日本作家川端康成对死亡的热衷表现,都极大的影响着余华对死亡题材的选取。而中国本土作家鲁迅的影响,则更明显的表现在余华对死亡意义和社会人生的深层剖析上,正如鲁迅所说:“我的确是在无时无刻地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时候是在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总之,这些阅读经历都为余华对死亡意象的选取描写提供了独特的灵感,从而使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创作出众多别具风格的死亡意象。

文学的先锋性就是对社会现状的批判以及对新的文化可能性的探索。“余华的小说创作多借用一些现实性较强的叙事符号来表达自己对生活的某种形而上的思考。”无[14]疑这会使其作品呈现出一种高度符号化的寓言模式。从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起,余华毅然开始了自己文学创作的冒险之旅。彻底厌倦了单调乏味的牙医生活,刚进入先锋文坛的余华无疑更向往文学创作带来的快感和自我超越。于是在小说《十八岁出门远行》中,他便以独特的创作视角为读者构建了一个充满荒诞混乱而又奇特魔幻的艺术世界。从此,余华将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称之为“虚拟的形式”。即使到了20世纪九十年代逐渐转型后的余华,依然在小说创作中延续着以“虚伪的形式”书写内在精神真实的手法,表达他对现实人性和社会的种种思考,从而凸显出社会无常的意味。正如文学评论家吴义勤曾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先锋小说作家确立的是一种精英式的叙事立场和创作姿态,他们在消解对象主体的同时不自觉地构建了一个关于强大的作家自我主体的神话。”[15]

五、死亡意象的隐喻内涵

优秀的小说不仅有着独特的审美意象,更要通过这种意象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生命体验,传达出背后丰富的思想意蕴。正如老舍先生《骆驼祥子》中祥子对“车”的依赖,不仅仅是维持生计意义上的,而且还是生活方式上的选择以及内心文化上的认同。苏童的《米》中,“米”对五龙来说,已经从原始的生命“救物”,渐渐成为一种五龙对抗城市淫秽与罪恶,寄托自己灵魂精神的“洁物”。我们或许可以这样理解,优秀作家透过自己表层的文本现象所要呈现的是颇具意味的深层隐喻。一方面,作为先锋小说代表作家,余华就善用意象,且其意象不只停留在单纯意义上的描写和象征。他笔下的“死亡意象”是一种带有揭示作家心理原型性质的写作。同时,以意象来表达思想内蕴的文学作品,常常可以有多样化的内涵解读。余华众多小说中的“死亡意象”作为一种整体性的意象,在不同的文本叙事内容中有着不同的隐喻内涵,同时又都是前后关联,共同构成一个意义丰富的隐喻系统。

(一)对死的认知与对生的思考

萧伯纳曾说过:“死亡并不困难,而生存则是非常艰难的。”哈姆莱特的永恒之问也是在探究生与死的问题: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默然忍受命运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无涯的苦难,通过斗争把它们扫清,这两种行为哪一种更高贵。作为先锋文学家的余华其实也是在“未知生,焉知死”的理解循环中来理解死与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他的小说《活着》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活着》中,福贵接二连三的遭遇亲人的死亡:父母,儿女,妻子,女婿,外孙一个个先后离福贵而去。生存意义的问题借助死亡的形式不断重复的提出,同时又不断以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回答——人是为了活着而活着,而不是为了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关于生和死,正如余华在《生与死,死而复生》中谈到的:“我从小就在生的时间里感受死的踪迹,又在死的踪迹里感受生的时间。夜复一夜地感受,捕风捉影地感受,在现实和虚幻之间左右摇摆地感受。太平间和水泥床是实在的和可以触摸的,黑夜的哭声则是虚无缥缈,与我的童年的睡梦相伴,让我躺在生的边界上,聆听死的喃喃细语。在生的炎热里寻找死的凉爽,在死的凉爽里又会发出更多的生的炎热。我想,这就是生与死。”[16]正是作者凭借切身的人生体验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悟懂了生与死,因此当他面对太平间的水泥床时:“我在那张水泥床旁站了一会,然后小心翼翼地伸出手摸到了它,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清凉,在那个炎热的中午,他对于我不是死亡,而是生活。”[17]

(二)对现实和人性不满的宣泄

徐玉诺曾借死亡问道:“墓下的死者啊!你们对人生是不是乏味或者有些疑惑?”余华说过:“一个真正的作家永远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高尚是多么的突出。内心才让他真实的了解自己,一旦了解了自己也就发现了整个世界。”[18]余华小说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小说中象征世界的独特营造。他写描写的真实是他内心的体验,精神的顿悟和心灵的真实,是与客观世界相对应的主观世界的象征。他的小说《活着》便是一部生死循环史,福贵一家经历各种不幸后接连死亡,最后只剩下他与一头名叫“福贵”的老牛相依为命。春生在战场上捡回一条命,并在解放后一跃成为高高在上的一县之长,不料最后却在文革中遭受批斗而上吊自杀。如此波澜起伏的无常人生,使人们更清醒地感到命运的变幻莫测与“不可承受之轻”。余华笔下的“死亡意象”以整体象征的方式,反叛常规的风格,对人类的普遍境遇和生存意义进行深度解读,从而达到了在狭窄中写出宽广意义的目的。

卡夫卡曾说:“自己所有的写作都是对界限的冲击,是对世界最后界限的冲击。”[19]在这种相互冲击下,我们会发现文学和现实世界的界限变得模糊了,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的边界也正是文学所理解的现实的边界。余华显然对这种文学投射效应心领神会。在余华小说的“死亡意象”叙述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他对死亡的冷静淡定态度,也感受到了他文字背后暗暗传递的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体验,即直击命运苦难的症结,抚慰现实受伤的心灵。

(三)对人物命运的理解和悲悯

美国作家桑塔亚娜曾说:“死亡的黑暗帷幕将衬托出生命的光彩。”余华曾经谦称,他的作品是“虚伪的作品”——所谓“虚伪”的背后,其真实意思无非是告诫广大读者不要用常态的“现实主义的眼光”来对待他笔下的现状世界,而要进一步从文本表面看到其中“卡夫卡”式的变形,悟出其中的寓言与荒诞性和因之产生的哲学隐喻性。余华笔下的“死亡意象”之所以独特丰富,更重要的是他在不经意间意味深长地融入了他对诸多小人物命运的理解和悲悯。在小说《细雨与呼喊》中,余华一改以往冷峻的笔风,更多的关注书写了小人物的人性弱点,这或许意味着他不再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冷漠无情地解剖人性,而开始对人性中的不完美部分给予理解和同情。余华笔下的小人物沿着各自的个性弱点和早已被历史设定的卑微命运径直向前,最终不可避免的走向形形色色的死亡。一九九五年发表的《许三观卖血记》延续了《在细雨中呼喊》的苦难叙事模式。对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许三观来说,贫困是他不可摆脱的灾难,于是他必须以耗损生命卖血的手段来改善生活条件,这无疑是最终通往死亡之路的奴役之举。然而当死亡与他们的命运偶然或必然地相遇时,我们清楚的感受到他们所有的弱点都被宽宥和原谅了。小人物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作为凡人的他们在遭受生活劫难时所表现出来的惊人耐力和坚韧。命运留下了他们的血液,但人性留下了他们的温暖。他们与生俱有的野草般的韧性使他们流露出孤胆英雄式的悲壮和伟大。在最冷漠无情的死亡面前,日常普通平凡的生命和世界因此而显得更加美好和令人眷恋。可以说,余华用最冰冷最无奈的“死亡”写出了令人留恋的人性温情。这也正是余华小说中的“死亡意象”能够历久弥新,化腐朽为神奇进而不断被重新理解甚至被魅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余华的小说中,隐喻思维是以这样的一种认知方式存在的:他用一个又一个的具体行为本身展示他所认识的非理性的世界,用时间的循环往复来隐喻我们面对的历史和世界本身,用语言暴力来隐喻现实中无处不在的暴力,文本中透露出的情绪感觉也时刻在隐喻我们人类的生存境遇。” [20]关于活着和死亡,余华曾经说过:“时间的顺序在一片宁静里随意变化。生与死的界限也开始模糊不清,对于现实中死去的我,只要记住他们,他们便依然活着。另一些人尽管继续活在现实中,可是对他们的遗忘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死亡。”[21]从中可以看出,余华笔下大量的死亡意象并不仅是出于对死亡本质、死亡价值的思考和追寻,其中更蕴含着对社会及人性诸方面的思考和隐喻。在不动声色的描写中传达出对生存的热爱和对生命意义的寻找。或许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余华小说中的形形色色的“死亡意象”共同构筑了一个“灵魂的城堡”——一个关于人类生存境地的卡夫卡城堡,这座城堡如同人的命运一样充满了悖论,其中希望和绝望共存。

六、结语

生与死,这是很多伟大文学作品乐此不疲的主题,也是文学的想象力自由驰骋之处。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有关死亡的表述千差万别,即使是同一个民族,由于地域文化的诸多差异,表述的也各不相同。然而万变不离其踪——当一个人的灵魂飞走了,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个人死去了。余华是一个对现实世界有着深刻观察和认知的作家,在他的笔下,生和死之间有一条秘密通道,就是灵魂。正是因为如此,小说作品中的每一次“死亡”都是一种对生命真实而独特的体验,文本中的死亡不再是生命崩溃结束的边缘,而成为灵魂召唤生命的绝响,其精神旨归也就升华到更高层次的“活着”。于是读者在阅读他笔下有关死亡世界里的万事外物时,无需经过叙述铺垫,便可潜移默化的直接抵达他所要指向的灵魂深处。

余华小说中诸多的“死亡意象”犹如一条条羊肠小道共同筑建起一段“温暖而又悲欣交集的旅程”。循着这段旅程,细读余华笔下的“死亡”故事,总是让我们伤心,让我们叹息,让我们看到生活的不容易。但在另一方面,书中的人物,故事,场景又能鼓励我们摆脱或忘记生活中的阴暗,颓唐,失望和迷茫。最根本的是它们的丰富内涵能带给我们生存的勇气和方向,让我们更加懂得珍惜生命和尊重生命。

总之,余华小说中“死亡意象”的背后包含了宽广无边的生存意义,体现了人类生命的崇高和坚韧,具有非凡的潜在力量。然而正像作者余华所说的那样:“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没有一种人生是可以轻易读懂的。”同时我们也相信余华意蕴丰富,意味深长的“死亡意象”中所体现的价值意义远远不止以上文中论述的那样。随着历史和文学的不断发展,我们有必要相信余华“死亡意象”中的意义将会不断被重新解读和延伸。

参考文献:

[1]:戴锦华:《裂谷的另一侧畔——初读余华》,《北京文学》,1989(7):205。

[2]:庞德:《意象主义者的几“不”》,《诗刊》,1913(3):3。

[3]:贾怀鹏《论意象的两大特征,滑移性与切身性》,《当代文坛》2014(6):30。

[4]:陈晓明:《中国先锋小说精选 序》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5]:黑格尔:《精神现象学》,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6]:洪治纲:《余华评传 序》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7]:余华,洪治纲:《火焰的秘密心脏》,《余华评传》第203页。

[8]:余华:《没有一条路是重复的》,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62页。

[9]: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9页。

[10]: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11]:余华:《川端康成和卡夫卡的遗产》,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3页。

[12]:余华:《我的文学道路》,《说话》,2002年(1):79。

[13]: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3页。

[14]:方爱武:《生存与死亡的寓言诉指》,《外国文学研究》,2006(3):158。

[15]:吴义勤:《告别虚伪的形式》,《文艺争鸣》,2000(1):74。

[16]:余华:《生与死,死而复生》,《文艺争鸣》,2009年(1):52。

[17]:余华:《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上海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42页。

[18]:余华:《读与写》,西苑出版社,2001年版,第65页。

[19]:叶廷芳:《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60页。

[20]:王首历:《先锋密码:余华小说的隐喻思维》,《文艺争鸣》,2010(12):73。

[21]:余华:《说话》,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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